1987年，我完成了《葫芦兄弟》的创作后，一直在筹划新的剧本。有一天，4岁的儿子姚昱听我读郑渊洁的《舒克和贝塔历险记》，居然听哭了。他对我说：“爸爸，你能把舒克贝塔拍成动画片吗？”我知道孩子是被这两只小老鼠的故事感动了。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用“出身”来判定“好人”“坏人”的血统论，在我们这代人身上还是有非常大影响的，如果能够通过动画片打破这种观念，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于是我立刻着手准备先期案头工作，给美影厂领导提交创作缘起、故事主题、人物设计等相关拍摄文案。
我喜欢舒克贝塔，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俩有名字。很长一段时间，国产动画片里的小动物都只有动物属性，没有“人名”，但是国外的动画片里却有米奇、汤姆和杰瑞这些响当当的“人物”。因此，1982年在创作系列动画片《小兔淘淘》时，我们给小白兔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淘淘”。
我喜欢舒克贝塔，还因为他们和米奇、杰瑞一样不再被贴上坏蛋的标签，而是看似弱小但充满智慧的小人物，是能够输出美学价值的。因此，设计拍摄文案时，我重点突出了舒克和贝塔这两个主角。美影厂领导很快同意按此方案立项，郑渊洁也高兴地签署了授权合同。至此，我正式开始了动画片《舒克和贝塔》的剧本创作。
初稿完成后，美影厂领导征求我的意见，能否让聂欣如一起来创作剧本？聂欣如的母亲虞和静是文学组的老同志，是我的前辈。我也是聂欣如编剧的动画片《盲女与狐狸》主题曲《明亮的眼睛》的作词。因此我一口答应领导的意见。
聂欣如顺利完成了前六集剧本的二稿创作。1989年，因聂欣如赴德国留学，后七集剧本的创作由我与老同学张治远继续合作完成。导演则是与我合作了《小兔淘淘》的严定宪、林文肖夫妇。
《舒克和贝塔》当年广受好评，荣获许多奖项，三十多年后仍然能够成为烙印在儿童心中的经典作品，我想这与当时适逢美影厂的第二个创作黄金期，动画艺术工作者牢记“不模仿别人，不重复自己”的座右铭，不为功利，埋头苦干，全力以赴拍出好作品的工匠精神是分不开的。
我对《舒克和贝塔》是充满个人情感并与姚忠礼是有共鸣的。但要创作一部面向公众的动画片，只有个人情感是不够的，更需要有坚实的人物逻辑。为此，我们对舒克和贝塔的性格进行了鲜明区分，让他们“不打不相识”，并让他们通过劳动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劳动光荣”是我插队时的亲身体验，也是我想赋予舒克和贝塔的意义。
严定宪和林文肖导演让我给分镜提意见，我就提了一条：舒克在帮助小蜜蜂运送花粉之后，保卫蜂房的士兵向他敬礼致敬，只用了一个镜头，事情尽管是交代清楚了，但是舒克因为劳动获得尊重的那种心情还不够突出。我建议用一组镜头来表现小蜜蜂的敬礼，从舒克的视线看出去，会有一种强烈的心理上的震撼，因为过去作为老鼠的他，是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礼遇，所以他会热泪盈眶。两位导演愉快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除了“劳动光荣”之外，为集体、为大家，而不是为个人，也是影片着力强调的方面，这样一种集体主义精神与“劳动光荣”相辅相成，成为贯穿影片的主题，我们觉得是站得住的。没有这样一种精神，舒克和贝塔就会成为一般意义上的顽皮小朋友，而不会成为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英雄人物。
我看到一些最近几年的评论，认为上美影改编的《舒克和贝塔》有了太多“教化”的意味，似乎是对原作的“僭越”，我并不认同。提出这些意见的人显然是把“教化”看成是一种负面的做法。对于儿童来说，他们的世界就是一个需要教化建构的世界，人并不能生下来就是一个社会人，只有通过“教化”才能够成为与社会和睦相处的人。因此，在动画片中设置有积极意义的人物和行为，不仅是社会伦理的需求，也是动画片编剧的职责所在。
如同《舒克和贝塔》主题歌所唱的：一方面不要为某些不正确的社会舆论所左右，要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路自己走”；一方面要把集体的福祉放在个人利益之上，“谁需要帮助，只要叫声舒克贝塔”。这些歌词伴随金复载老师的谱曲，流传四方。
主题立意设定之后，就要在原作基础上构筑有趣的情节和故事。当时上美影之前已经有了《邋遢大王奇遇记》《黑猫警长》《葫芦兄弟》《阿凡提》等成功的动画片作品，我们便想尝试在《舒克和贝塔》的故事中建构一种强化悬念的叙事结构，使故事环环相扣。
我们还在颠覆“好人”“坏人”的二元对立上进行一些尝试。在一众坏猫之外，专门设置了像“咪丽”那样帮助舒克贝塔的好猫；在鼠的群象中，除了舒克贝塔这样的正面形象，还设置了像“白路”那样毫无心肝的残忍家伙。除此之外，还有“菲菲”这样的中间人物，她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坏蛋，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鲜活存在的芸芸众生。
这些设计在今天已经被观众广泛接受，但在三十多年前还是颇有新意，至少在当时的动画片中不多见的。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小朋友学会辩证地根据人的具体行为来区分“好”与“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