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1日，人物传记故事片《柳青》在全国上映。尽管曾经拍摄过多部获得过重要奖项的纪录片，但导演田波和制片人王苗霞，在多数观众那里，还是两个“新鲜”的名字。田波、王苗霞，他们到底是一对什么样的艺术家？在成为成熟的电影创作者的道路上，他们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人生故事？他们有什么样的从艺心得？文艺到底如何为人生、为人民服务？这都是我们想要深入了解的问题。
在观看了田波、王苗霞创作的多部纪录片、故事片之后，笔者梳理了一些问题，并收到了田波的答复。
问：你在纪录片创作之初，就回到了故乡。面对故乡的农民，如何处理作为“艺术表现对象的农民”和自己熟悉的生活中的农民？在农民身上，热忱、勤劳、忍耐和偏狭共存，在表现过程中，如何立意，如何取舍？艺术家应高于自己的对象？还是让对象以自己的方式获得银幕上的独立性？
答：我在西安这座伟大的城市里学了手艺，开了眼。再次回到自己熟悉的故乡，还手握摄像机，带着两位青年回来，所看到的一切，都和曾经发誓要离开这里时完全不一样。如何拍摄这片土地上的人，如何认知他们，如何从苦涩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故事，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
拍《佛陀墕》的时间是2006年，是我们第一次拍长篇纪录电影。那时候我就给自己立了四不原则：不猎奇，不拔高，不贬低，不造假。真实客观去记录，心到、脚到、镜头到位。其实，无论多么客观，最终呈现到银幕上的每一个画面，都是刮骨疗伤般艰难的抉择。一些镜头，我开始还津津乐道，后期却无情拿掉，这是在剪辑台上最痛苦的事，也应了那句真理，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一个提炼的过程。
至于我们记录的到底是不是那片土地上的真实？其实，我要说的是，那是我内心世界彼时彼刻的一种真实，是我的一种审美。这一种真实，未必是别人所认为的真实，因为我看到的，别人未必能看到，而别人看不到的，我能看到。我自信，我镜头里的他们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佛陀墕》之后，我们又拍了《走马水》。
无论是《佛陀墕》还是《走马水》里的农民，他们就是那片土地上最大公约数的真实。无论是心理结构还是生活状态，我记录的是传统农民正遇到百年不遇的大变革时，生活和思想的蜕变，以及他们在这个变革中的痛楚和兴奋。在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向城市寻找新生活，乡村好像被商业社会抛弃，社会阶层分化严重，贫富差距拉大，矛盾重重，也在变成一个商业社会。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农民这个阶层何去何从？不得而知。
我希望我的镜头是温暖的，没那么冰冷。在我的镜头里，他们的存在，是一种乡音。他们在故事里，好像就是聊着自己家的事，一点就明了。我更多扮演的是一个观察者。
问：从《佛陀墕》和《走马水》看来，陕北的民间文化气氛浓厚，源远流长，在新的生存和生活环境下，尤其是在新的传播媒介和价值流变中，可否评价或者展望一下陕北民间文化的未来命运？
答：陕北这片土地自然环境恶劣，是一个自古战争频发的地方，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多元、多民族交融的地方。道教和佛教比较兴盛，村村有庙宇，村村有庙会。一年四季中，除了过年这个大节，他们最关心的节日就是各种神灵的节日，非常红火热闹。大庙会人山人海，人神共舞，不可思议。这是一种最原始也最朴素的信仰，烧香拜神不是为了成为神，而是向各种神灵祷告，保佑他们四季平安、五谷丰登、人口兴旺、身体健康。这种民间信仰不是严肃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农耕文明中最原始的那种信仰。我认为这种民间信仰一旦脱离土地，脱离乡村就会消亡，乡村文化繁荣，农耕生产兴盛，传统的民间文化也就会长久不衰。
问：如何理解当初拍摄电视纪录片《路遥》和此次拍摄电影《柳青》拍摄之间的关系？
答：路遥这位人民作家毫无疑问将是不朽的。无论他本人，还是他那部用生命铸造的史诗巨著《平凡的世界》。我非常崇敬他，也受他作品的影响，导致我大学时期就开始关注现实，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在我27岁的时候，我们创作了八集《路遥》纪录片，这对我的从影历程而言，意义深远。在我艺术观尚未完全形成之时，能够有机缘全身心走进这位作家的内心世界和生命历程，就如同缺钙的儿童及时补充钙片，让我的骨骼更加硬朗，精神更加饱满，不至于昏昏沉沉，迷茫无助。这部作品确认了我为谁而创作，为什么要当导演的信念。
还有一点就是，通过创作电视纪录片《路遥》，让我深刻认识到，艺术的使命就是揭示事物的真相，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创作者不能欺骗观众，也不能欺骗自己。我们的劳动是启发、引领大众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探索生活里快乐的元素，探索寻找美的能力，沟通国与国、民族与民族、过去和现在的因果关系。如果能够启发民众，那么创作者的心里就会升腾起一种价值感，觉得艺术创作虽然艰辛，但很值得。路遥有句名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只有这样的情感投入，才有可能成就一种事业。
我时刻警告自己，必须追问自己认识的是不是事情的本质？我看到的是真相吗？我是否带着傲慢和偏见选择了某种东西？必须思考这些问题。因为最终采用的技术和艺术手段都是为这个最本质的东西服务，要不断追问自己。
没有十多年前的《路遥》创作，就不会有今天的电影《柳青》。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仿佛当初拍摄《路遥》就是为了十多年后拍《柳青》做的准备。在路遥的文学生涯中，柳青深刻地影响了他，用路遥的话说：“柳青是我的文学教父，人生导师。”路遥用他短暂的一生虔诚地继承和发扬柳青的文学精神，并且取得很高的文学成就。这种文学精神的传承造就了“文学陕军”的崛起。我也是潜移默化受到这种精神的洗礼，专门到柳青的墓地祭拜了先生。我记得曾在墓地发了一个愿望：“我必须在四十岁之前，不惜一切代价把您的故事搬上大银幕。”这么做的理由很平常，就是想借柳青的生命历程和人格魅力来弘扬生而为人的良知，表达我对艺术、对历史、对共和国创业史的一种思考。在我看来，柳青就是一面当代文坛的镜子，他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为谁而歌，为谁而活，为何从艺。
问：经过多次修改，《柳青》越来越显示出一种近乎“完美”的气质。但是比起之前纪录片的拍摄，影片的开放性难以阻挡地在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创作者，你们的真实体验是什么？有没有一种满足感和不满足感的矛盾交织？
答：电影《柳青》是一部非常难拍摄的电影，这种困难超乎常人的想象，尤其是作家人物传记类的电影在国内本来就很罕见，而柳青这个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又非常复杂。在以往的电影里，我们几乎看不到对这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呈现，所以表达的尺度就很难把握，好像是一次在无人区的冒险探索。影片历经九次大改，现在看来近乎“完美”，作为编导的我，无法用言语表达那种复杂的心情。因为柳青精神，这部作品从孕育的时候就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问：“用严肃的思考和青春的热忱激活生活和历史”，对于“受苦人”的种种深情，是我对两位创作特质的整体感受，这种创作特质使得两位从纪录片到故事片的创作，都有着一种当代艺术家少有的豪迈和深沉。《走马水》中，支书出门工作、办事，妻子为他擦亮的摩托车卷起尘土，行驶在广袤的原野上；村主任和妻子收黄豆，在山坡上艰难而有经验地背起沉重的一捆豆子并放置到驴车上，无处不在的这些场面无不令人深深感动。除了情感，技术和艺术手段对于这些贴切的表达，有没有促进？
答：无数的艺术手法都是为内容和思想服务的。我们采用的表现手法是否适用于想要表达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创作者平时多研究、多思考，不能光搞形式，沉醉于形式美。我浅显的认知是，技术和艺术手段要在创作实践中锻炼，在心里不断演练各种可能，要画出来，甚至要在电脑前模拟演练，还要看大师们是如何表现的。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更能体现作者的水平，因为机会只有一次，现场瞬间万变，你把握不好就丧失了机会。不像电影，现场可以反复拍摄，纪录片几乎没这种可能。
问：在两位未来的创作规划中，想要攀登的，会是什么样的“新高峰”？想要突破的，会是什么“旧现状”？
答：无论是作家还是导演，题材的选择最能体现出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追求。我的选择绝不仅是为了取悦时尚，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历时六年，电影《柳青》终于和全国的观众见面了，好不好还需要观众的检验，时间的检验。在未来的创作规划中，我们会更深地扎根在中国文化的沃土上，寻找下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