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荧屏巨制，电视剧《觉醒年代》没有背离线性化的叙事手法，调性依然激扬高昂。但富有新意的是，它在叙事上呈现出全景关怀，人物塑造真实可感，视听语言富有符号造诣。该剧在建构一个具有吸引力的艺术性时空的同时，深化了现实时空的影响与感染，得以收获口碑与收视的双丰收。
区别于往常的党史题材影视作品，《觉醒年代》聚焦一群立志学术的文人志士，如致力于学术杂志的陈独秀、李大钊，投身于白话文学的鲁迅，沉浸于哲学教育及白话诗歌的胡适。一群忧国忧民的知识精英为这部党史题材影视作品增添了浓郁的文人气质，他们的思想高度更对作品的主旨进行了柔化和升华。
在还原塑造历史人物时，全剧也没有走“高大全”式的老路，而是如同陈独秀一样有血有肉、有真性情，却处理不好父子关系、刚愎自用的多面形象。另外，本剧对蔡元培的柔和性和辜鸿铭的爱国性进行了客观描述，为历史人物祛魅，呈现了一个个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
《觉醒年代》的观众画像中年轻人占了很大的比例，之所以会受到年轻人的喜爱，离不开其在人物层面对青年的书写。该剧将大量笔墨挥洒在青年在建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青年的报国热情与爱国深情之上，实现了和年轻人的共振与共情。片中的青年与屏幕外的年轻人隔空对话，产生了某些化学反应，同一年龄阶段的不同时空发生了体认性的对望，年轻观众的情感被剧中人物充分调动起来，进一步激发新时代青年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觉醒年代》虽是一部党史题材的电视剧，却极具视听艺术之浪漫。如剧中人物心情好时会唱上一嗓子，伤心时会在漫天雪花中撑伞行走，或是直接呈现富有意境的空镜画面等等。情绪性的音乐与氛围感的画面相得益彰，快速切换的蒙太奇与升格摄影交错，都赋予该剧电影的质感和镜头的诗意。此外，剧中恰到好处的隐喻也增强了表现力和深度，如多次出现的骆驼与车辙象征“年代”里的负重前行，多次出现的蚂蚁攀爬寓意底层人民的奋斗，陈独秀在泥泞路上抛砖头暗示着他将成为革命的引路人。
剧中还有一些别有深意的段落十分精彩，令人印象深刻。如张勋率领的辫子军进京城时，一个盲人爷爷牵着孙女误入队伍之中。盲人开心地拉起二胡，而孙女却被辫子军吓得大哭；明亮的火光中，辫子军的集体回眸却如同活死人一般恐怖。这一段呈现出巨大的声画张力，爷爷与孙女之间用对比蒙太奇的手法联系了起来，实则是对当时人的现状的描摹。剧中还有很多这样充满深意的段落，它们于艺术层面拔高了作品的层次，为党史题材影视作品的艺术化表达开拓了极富魅力的空间。
“读史使人明智”。电视剧《觉醒年代》追根溯源至新文化运动，定位于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描绘出一幅上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奋力求取民众思想解放与觉醒、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历史画卷，同时还打破了一些片面观点。如片中反复表达了，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真实含义在于反对“政治尊孔”，并非“学术尊孔”。正如导演张永新所说，“《觉醒年代》反映的是从1915年到1921年所有历史大事件，包括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建党，这些都是已经写进我们教科书里的。我们有这个责任，堂堂正正地把这段故事讲出来，要把它讲得正、讲得好、讲得真实，讲得有生活、有质感。”《觉醒年代》不仅真实地讲好了党的故事，还完成了对党史源头的批判性再书写。
《觉醒年代》在思想、文化维度与历史维度的交织中碰撞出火花，用生动、共情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全民的精神洗礼与素养提升，让当代年轻人对党的历史有了更深刻、全面的认识，激发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求，而这些正是《觉醒年代》一剧弥之珍贵又富有创新的价值所在。（作者：欧阳沛妮，系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